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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聚焦】金融危機十年 我們學到了什么?——《浙商》雜志關于我司的宣傳報道

          日期: 2018-10-09
          瀏覽次數: 56

          “金融危機的原因非常簡單——雙方都貪婪,投資人的貪婪和銀行家的貪婪。在華爾街,貪婪是應該的——幾乎可以算是一種義務。”這是電影《大空頭》里的一句臺詞。十年前,2008年,一場金融危機肇始美國席卷全球,從機構到個人、從金融到實業,一時間哀鴻遍野。如今十年過去,世界經濟整體走上了復蘇通道,但經濟前景又有太多的不確定性,貿易摩擦升溫、地方保護主義日益高漲,全球金融危機的后遺癥,依然存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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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似乎從金融危機中學到了很多教訓,但華爾街的某位金融大佬毫不留情地指出:引發金融危機的問題,如今一個都沒得到解決。“因為我們只是把問題掩藏到地毯底下,金融危機歸根到底是道德危機,整個經濟和金融的基礎結構仍然沒有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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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朱格拉周期理論,經濟波動以十年為周期,我們即將迎來新的金融危機的說法不絕于耳,是舊傷未愈,還是新危機要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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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經濟表現的分界標:金融亟需支持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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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2008年為界,中國經濟的表現在此前后發生了極大的逆轉。2008年之前經濟增速持續高漲,之后卻連年下跌,看不太清楚近期的底部在什么位置;2008年之前經濟結構失衡的矛盾十分突出,特別是投資率過高、經常項目順差太大等矛盾非常突出,現在經濟基本上已經實現了再平衡,投資率和出口依存度下降,而消費已經成為支持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2008年之前雖然隱性的金融風險不小,但金融體系一直比較穩定,最近幾年金融風險頻發,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已經成為重要課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說。


          究竟什么改變了?黃益平認為變化的因素很多,其中一個可以觀察到的變化是個人收入水平或者經濟發展水平。2007年,中國的人均GDP是2695美元。2017年,人均GDP已經上升到8836美元。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從中等偏下收入水平提高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要想進入高收入經濟行列,就需要跨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所有陷在“陷阱”里的經濟的一個共同問題就是無法通過創新和技術進步實現產業更新換代。這也正是中國的金融體系所面臨的新挑戰。“目前,中國經濟正快速地從要素與投資驅動走向創新驅動,其金融體系是否還行之有效,就要看它支持創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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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遺癥還在繼續:實業請堅持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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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WTO后的十年是中國制造業的黃金十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制造業開始受到雙向擠壓,勞動密集型產業往東南亞遷移,高新技術引領的高端制造業回流。”天堂硅谷金融研究院院長郭豐回憶,依賴出口的中國經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GDP增長率一度由2008年第三季度的9.5%跌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6.4%。

          “四萬億投資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了房地產市場,也造成了影子銀行的興起和資管規模的爆發,金融業總資產急劇擴張,實體經濟下降。金融資產規模的急劇擴張,必然伴隨著不斷攀升的金融風險。外部環境中,美聯儲不斷加息意味著全球貨幣迎來流動性拐點。”郭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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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F數據的顯示,2009年到2012年間,總計有4.5萬億美元資金從發達經濟體流入發展中和新興經濟體,占同期全球資金流動規模的一半。如今,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發生了周期性逆轉。外匯儲備的快速流失無疑不利于新興經濟體應對新的金融動蕩,2016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開始加強外匯管制,意圖遏制人民幣下行壓力和減少資本外流。2017年,中國更提出了去杠桿,要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到現在,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依舊被屢屢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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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監管部門需要謹慎把握金融去杠桿的力度和節奏,既保證不因杠桿的快速去除而影響金融市場穩定,又能夠擠壓資金在金融體系內空轉的空間并迫使其進入實體部門帶動產業的轉型升級。浙江的經濟轉型早,政府意識比較超前,提出要重點發展數字經濟和信息產業,以及提出‘鳳凰計劃’,讓企業通過上市來轉型升級。”郭豐表示,目前資金流動性緊張,建議企業還是要堅持主業,不要涉足自己不懂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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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機十年中的重塑:金融科技方興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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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傳統大陸沒落時,新大陸崛起。2008年萌生了新物種:共享經濟,還有數字貨幣。

          “金融危機縱然給世界金融體系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但這也不失為一次‘重生’的機遇,尤其是在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支持下,金融創新不斷涌現。”在浙江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黃文禮看來,這十年間,金融科技的迅速發展是值得關注的“危機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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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融危機風波正盛之際,中本聰發表了對比特幣的構想,并于2009年1月將比特幣概念落地,以去中心化為核心特點的區塊鏈正式面世。區塊鏈的誕生,在公眾對政府和銀行的管理能力提出質疑的時候,為信任的重塑提供了一條嶄新的思路。這個構想也是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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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數據技術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風控能力,豐富了傳統征信模型的數據來源,有助于完整地展現企業或個人的信用特征,形成更為精準的用戶畫像。而機器學習等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在智能投顧、金融預測與反欺詐、融資授信等方面得到運用。


          這些技術與傳統銀行信貸、保險、資產管理、證券交易等行業的結合,均可以列入金融科技(FinTech)的范疇。金融科技這一概念于2011年首次被正式提出,旨在用技術提升金融產品質量,拓寬金融服務范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各國都進行了監管改革,對金融行業的監管日益趨嚴,而金融科技的迅速發展更是暴露了當前監管體系不夠完善的問題。”黃文禮認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監管科技(RegTech)才應運而生,利用技術對金融產品與服務進行更為全面的風險評估,幫助金融機構更精準、更高效地解決監管合規問題。這是對傳統金融監管體系的補充,比如由英國率先提出的“監管沙盒”概念就是如此。去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也成立了金融科技委員會,目的在于強化監管科技應用實踐,積極利用科學技術豐富金融監管的手段,提高監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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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未來的啟示:市場化與監管兩足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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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從金融監管的角度給全球決策者以深刻的教訓,危機后各國金融監管政策框架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曾經說過,每一次危機都意味著金融監管的失敗。在2013年《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的報告中,他提到:“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中國的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中國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制造中心。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全球進入了總需求不足和去杠桿化的漫長過程,中國的戰略機遇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蘇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并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我們應牢牢把握這些實質性變化,認真分析中國與大國經濟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確提出解決全球增長困境問題的方案,在外部條件明朗化后穩步加以實施。”


          金融危機引發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西方制度也遭遇了“沒有節制、疏于監管的資本主義”的強烈譴責。但黃益平提到,不能因為美國、歐洲發生了重大金融危機就否定中國金融改革的市場化方向。歐美金融體系確實一度出現自由化過度的現象,這個傾向值得警惕,但更重要的教訓是在金融創新的同時沒有及時構建有效的監管體系。“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今天中國金融體系的主要矛盾都不是市場化過度,而是市場化嚴重不足。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必須與有效金融監管框架的構建相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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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學互聯網金融學院院長賁圣林認為,金融科技化、跨界化、智能化給中國帶來三大挑戰:一是金融監管可能會滯后于市場的發展;二是中國在金融科技領域的一些監管可能會相對滯后于國際一些先進的做法;三是如何監管我國的金融巨頭,使之能兼顧服務國家利益與消費者利益。“目前,中國金融科技發展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合規意識、國際管控能力、自我約束能力、危機管理能力都不足。”


          在反思的同時,對于新物種所產生的新泡沫,監管需要時刻不停的更新。

          (刊登于:《浙商》雜志;作者:《浙商》全媒體資深記者 陳抗)



          郭豐簡介

          郭豐現任浙江天堂硅谷資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天堂硅谷金融研究院院長,兼任硅谷天堂首席經濟學家。畢業于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國際金融業協會亞太區首席代表、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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